中间情况则是各国央行推出法定数字货币，并借助央行数字货币间的网络，形成数字版特别提款权（Digital SDR）或者说“合成霸权货币”（合成霸权货币的提出者系英国央行现任行长Mark Car－ney）。在设计二战后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时，凯恩斯就曾经提出过不同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方案，用主要国家联合信用的产物―――Bancor作为国际货币之锚。虽然这一提议并未得到采纳，但每当经济学家思考如何修补基于霸权货币的国际金融体系时，全球合成货币总会成为一个自然的思考方向。IMF后来采纳了特别提款权（SDR）作为成员国在IMF内部的一套记账方式，但规模和使用范围都相当有限。2008年金融危机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对SDR的扩大使用提出了期待，但10余年来，国际货币体系几无变化。现在，全球诸多央行都致力于进行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开发，中国人民银行的实践走在了大国前列，已经开始进行落地实验。此前，乌拉圭央行和瑞典央行也都分别以“e-peso”和“e-krona”进行相应的实验，英国央行从明确表态暂不考虑央行数字货币变成了积极考虑，欧洲央行则已经联合日本央行共同研究分布式记账（DLT）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中的潜在应用，成为大经济体联手进行基于共同技术标准的区块链金融基础设施研发的示范，类似的国际合作在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则更为显著―――他们正在研发将来共同使用的法定数字货币。
最激进的情况则是著名宏观金融学家Markus K Brunnermeier等人提出的数字货币区（DCAs），这种情况更贴近哈耶克描述的货币竞争格局，即数字货币的发行主体既可以是官方也可以是私人部门，不同的数字货币相互竞争。但与哈耶克的理论不同，因为单一数字货币区往往产生于一个集成的多元化商业平台上，平台的网络效应对消费者采用何种数字货币的影响会超过宏观经济因素（如通货膨胀），此时的数字货币竞争更多是其所依存的网络提供的信息服务之间的竞争。同时，也由于数字货币平台提供的服务网络的重要性，国际货币领域“赢家通吃”的情况可能会减弱：以中国国内的情况举例，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就是同时存在并长期竞争的数字支付网络。消费者会同时保持在多个数字货币区之中并便捷地根据需求切换。由于数字信息服务网络也在各国存在天然的分割，尤其是在隐私保护、信息提供等方面的监管框架不同（如欧盟的GDPR），基于既有服务网络的数字货币区并不能自然地形成全球货币。相反，其更可能结合既存的一些地理分割，形成区域性的数字货币区，并持续竞争。这种情况下，不同行政区域、不同私人服务网络提供商与种种因素共同交织，一方面可以带来小型经济体的货币主权丧失，一方面又可能造成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分裂，这属于未来国际货币金融图谱中最极端的情况。
数字经济的发展让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变得模糊，就连最需要国家信用的制度安排―――货币体系也受到了数字化服务平台的挑战（如Facebook的Li－bra）。相比于稳定运行且多数有效的国内货币制度，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面临的潜在挑战最多，众多主体―――各国政府、NGOs（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也都有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动机。数字经济时代打开了国际货币体系从边缘变革的可能性，也将原先不是主要问题的因素，如隐私保护、个人的全球化意愿推到了国际货币体系演化的中心，带来了更丰富的国际货币体系图谱。不管这个图谱有多广泛，各项可能性间的演化有多复杂，积极拥抱技术变化，寻找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安全、便捷支付体验的方法，才是在未来潜在的货币竞争中保持国内外优势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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