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人民网(603000,股吧)新闻
2012 年中国经济网新闻
更危险的是由信任危机开始导致信任危机加剧
从不信任出发，经过一系列逻辑演化会导致更恶性的循环发生。不信任 -> … -> 更不信任。比如：不信任 -> 应对更多质疑 -> 更少精力处理捐赠 -> 解决事件效果更差 ->更不信任不信任 -> 捐赠金额少 -> 困难地区更难得到帮助 -> 地区发展更缓慢 -> 需要帮助的人更多 -> 影响整体经济发展 -> 捐赠的金额更少 -> 更不信任还有很多类似的逻辑演化 …
慈善组织缺乏有效监管
「郭**事件」、「中非希*工程」、「尚*诈捐」、「宋*龄石像」、「4* 斤女孩」以及各类及其事件等饱受公众质疑，似乎收取管理费和开具发票成了一种盈利行为。每年高额的管理费都进入了管理人员的腰包，因为其官方的出身，导致外部监管对于他们的监督有名无实，公众对其的监督也只能停留在诉诸舆论，但往往这种文章无法存留太久。政府作为外部监督者未能实施有效监管，而是以行政方式直接参与慈善组织的日常经营。
我们从政府在近期各类事件后的措施就能管中窥豹。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方式加剧了监管的难度。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借助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获取资源，开展运营活动，而行政化的监督又无法有效对其进行管理，最终当信任危机事件产生时，丧失的却是政府的公信力。
民间慈善组织缺乏合法地位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最主要构成为合法性。法律为其背书是迅速获取公众信任的最有效途径。合法意味着根据公认的传统和准则而得到了公众的支持。慈善组织必须获取一定的法律地位才能获得公众的承认，获取公众承认是获取社会资源的最主要途径。在这种共识下，民间慈善组织对于获取合法地位有着天然的需求。但事实上，民间慈善组织与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之间模糊的关系，监管方的不确定，性质确定上的模糊不清是无法获得公众信任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民间慈善组织中有 80%以上属于「非法存在」。
壹基金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这个 2007 年在北京正式运营的私募基金挂靠在其它机构名下，可以借助其它机构的名义向社会公开募捐。但是由于法律方面的原因，其一度面临中断的危险。挂靠在红基会名下的壹基金因不具备法人资格且没有公章，在与企业深层次合作、调动款项等事宜都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在汶川地震后，壹基金试图从善款中拨出 400 万元用来灾后重建处理，但碍于拨款需要通过那些机构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审批流程，400 万元从北京拨到四川后仍然用不了，最后又打回了北京。最终，壹基金只得在等待募捐款走流程的期间，先由团队以个人名义出资垫付，进行前期的赈灾工作。
另一方面，法律对民间慈善组织的身份合法化程序设置的门槛过高，一些合法化的民间慈善机构却打着慈善的幌子招摇撞骗，使得慈善组织的公信力进一步下降。嫣然天使基金成立后，首要任务便是寻找到合适的定点医院，合作完成对唇腭裂患儿的救助。但慈善基金会在成立初期，李亚鹏便对医院提出了「三大条件」，绝大多数公立医院难以接受这些要求，李亚鹏方面对公立医院又完全处于弱势，几乎没有胜算。迫于压力，李亚鹏只能选择民营医院成为合作对象。再举一个例子，韩红的基金会从汶川地震时期就开始积极捐款捐物，2012 年就成立了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但是直到 2019 年才获得合法的公募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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