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疫情过去之后，社会的信息化数字化肯定也会继续，而且会根据我们这次看到的得失作出调整。但我觉得这个疫情暴露出来的最大短板，还不是我们体制应对的速度慢，效率低。而是体制之外，我们无所依靠。我们的同胞都很有奉献精神，甚至牺牲精神。国外的也在关心国内的，四处买口罩防护服往国内送。韩红用自己的基金会救灾，自己都累倒了。
但是体制这时告诉我们，要有统一的标准。体制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是人家又不满意又慢，个人的力量有没有能力把救灾工作方方面面都做好呢？但大家想一想，统一调配之外，有没有其他办法？网上还有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等等，这个时候可以信谁？除了相信政府还能信谁？我相信钟南山，但是钟南山只有一个人。
我们要做一些选择，让大家信服的选择有无数个。比如一个医院只有200张床，不能够同时治疗1000个人，但是医院外面还有5000个人需要救治，这时救谁？选择谁来做？怎样才算公平？除了政府和钟南山这样的英雄，我们还能信谁？
所以体制是非常强大的，但不是万能的，要令行禁止，整齐划一，就没有各显其能。所以我认为疫情暴露的最大短板是在体制之外，信任是稀缺的，而且目前信任的建立还没有良好的手段。
李慧：疫情结束后，您判断在数字经济领域，哪些会加快发展，哪些领域会产生商业机会？
梁伟：在这次疫情中暴露问题的领域，得都是会产生商业机会的领域。
总结一下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加快；第二；还是社会化的治理模式也会加快转变。
比如在这次疫情中，通过监控设备，把建筑工地数字化，然后利用中国电信提供的高清视频，让网友做起雷神山、火神山医院的云监工。那么这就是智能的，体现智慧城市的数字化的基础设施。美团启动无人车配送，通过运营商和5G网络、自动驾驶技术来保障配送的智能和安全，让居民在零接触的情况下，去满足日常的需求，这也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再比如，疫情爆发之后，武汉和湖北资源都非常匮乏的情况下，阻碍了诊疗。那么在线会诊，远程医疗、高精准医疗等的实施都会让未来医疗行业提升到一个层次，这仍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又如我们现在复工了，所用的是远程协同办公，云课堂等来提高我们公共和学习的效率，这就是公共的、教育的数字化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数字化的治理模式也会加快。疫情后，政府和商业组织要提高协同的组织效率，就会使用高效透明和分布式的一种组织模式，比如通过发挥大数据和AI技术来进行病例分析、同城确诊、精准医疗等等。再比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做好舆论管理，就能确保信息的及时透明，又会让这个谣言无处遁形，这些促进数字化治理模式的发展。
刘毅：我觉得新冠疫情对业务不是方向上的指引，而是一个脉冲式的推动。因为我们知道在很多业务方向上，数字经济的发展不受技术限制，而是受用户使用习惯的限制。疫情发生后，社会人员流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是在逼着大家打破旧习惯，建立新习惯。比如我过去两周在家办公，就挖掘了字节跳动“飞书”的高级功能、我岳母买菜也学会不用现金了、我儿子上高中在用网络课堂。我想大家身边都不乏这样的例子。但具体哪些领域会产生商业机会呢？
可以看这次疫情中，哪些已经显现了作用的，哪些就会有商机。反过来说，如果你是做数字经济的，疫情这么严重，你的业务都没有起色，是不是应该考虑，做的是伪需求？或者换个产品，做些调整。
李慧：我们知道上周Libra协会又加入了一个新的伙伴Shopify（国际电商巨头），数字货币也是大家关注的重要话题，那各位老师判断今年数字货币会否加快推出，数字货币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
刘毅：数字货币推出的快慢是相对的，中国应该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确定要发行数字货币的大国，而且现在行业内普遍预期是今天推出。我个人觉得不会这么快，因为有一些连带问题还没有解决。
那么不管何时推出，中国的央行的数字货币DCEP到底用来干什么？会带来哪些变化？对数字经济起什么作用？我预测短期影响非常小。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DCEP是对M0的替代，是新形态的一种现金。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连M0都不需要了，想我四十多岁，出门觉得带点现金才踏实，但是根本没机会用。在日常支付场景中，DCEP和移动支付比看不出什么优势，但这也涉及到DCEP的法律地位问题。如果我们把DCEP定义成法币，那么法币是任何单位都不会拒收的，反过来说，你要求中国所有商家都能接受DCEP支付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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